中國發展：十字路口的選擇
上周六（2月11日）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（London School of
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）舉辦的中國發展論壇上，知名學者與資深政經從業者匯聚一堂，以“十字路口的國度”為主題討論中國的未來，議題包括中國模式的適用性、經濟金融的發展與挑戰等。
中國模式的辯論
民主選舉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的基石，然而2016年的種種國際黑天鵝事件，讓人看到選民並不總是理性和道德的，由此促發了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替代模式的討論。
美國伍德羅·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主任戴博（Robert
Daly）表示，中國作為一黨執政、政府介入明顯的市場經濟體，與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鮮明對比。然而，雖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，但中國模式仍然未必能夠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。在中國，政府對公民自由和人權的限制、裙帶資本主義、貧富差距加大、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都令人擔憂。對外，中國無法展示令人信服的軟實力；對內，隨著中國不斷開放，“內外有別”這種將內政與外交分開處理的慣例，今後也將越來越難以維持——中國模式或為“中國陷阱”。國際社會樂意接受中國的支票，但將繼續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保持警惕。即便中國將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，但未必能交換來世界領袖地位，經濟發展亦不能保證國內的穩定。
當然，戴博認同中國模式的成功，至少證明瞭西方民主也不是普世的。同時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，無論是“中國模式”還是“美國模式”，因同樣絕對註重國家主權，都將面對人才流動、科技創新等趨勢的強烈沖擊。
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外籍教授、博導貝淡寧（Daniel
A. Bell），則主張將中國“賢能政治（political
meritocracy）”的理想，與西方民主政治有效結合起來。他認為，中國實行“賢能政治”，是由國家規模、政治文化、歷史國情而定的。他表示，在中國，民主政治更適用基層政府；而高層級的政府需要賢能政治，人才的選拔應當註重政治經驗、高度智識能力和社交能力，並將這種組合不斷在高層和基層間進行實驗。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疆域廣闊多元、政府層級眾多；另一方面，2500多年來，賢能政治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直至關重要。《禮記》中“選賢與能”的描述，在帝制時期就通過科舉選士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實現。
海外投资
貝淡寧指出，當然，正如民主政治並不完美，賢能政治的理想與現實也存在差距，例如腐敗會破壞“賢”這一重要品質，因此反腐工作攸關賢能政治的成敗。
至於這種模式能否“出口”，貝淡寧表示，賢能政治更適用於有類似傳統的大型非民主國家。中國需要在本國樹立起足以激勵其他國家的良好模型，並不斷分享經驗、幫助培訓，從而幫助他國建立起支撐賢能政治的相關知識和機制。
經濟金融的思考
世界與中國的債務問題在論壇中備受關註。英國金融服務局（Financial
Services Authority）前任主席Adair Turner表示，這個“債務宿醉”中的世界，面臨不外乎三個選擇：一是持續的低增長、低通漲，導致債務負擔並無減緩；二是債務在超低利率下得到削減，但也引發新的債務；三是一筆勾銷現有債務，在破產和重組中進行變革，但會帶來更多更快的風險。他預測，中國的增長會不斷減速、重組將不斷推遲，但重組和變革在某一天必將發生。
Adair Turner接著說，在美國，特朗普新政會是一支強勁的速效針，但在中期會帶來不小的風險。財政刺激、減少監管、減低稅務將提升需求，但會加劇不平等。通過提升關稅或企業稅等實現的保護主義，也將給全球帶來不確定性。
但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教授金刻羽表示，不必高估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。中國為蘋果等跨國公司提供的增值服務雖然不多，卻很關鍵，如果換回到美國，會導致產品價格大幅上升，反而為中國競爭者帶來良機，對美國來說，得不償失。
芬蘭央行轉型經濟研究所所長Likka
Korhonen表示，中國企業、政府和個人稅務增長加快，因為提升債務是政府刺激經濟、維持高增長的一個工具。雖然中國與同等收入的國家相比債務水平並不算高，但對它相對不成熟的監管系統是一個挑戰。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Douglas
Arner也表示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、第二快增長的影子銀行、金融市場高速證券化、突飛猛進的電子商務、依賴監管套利的金融科技創業，直到近期才引起監管者的註意。
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，在摸爬滾打中實現了高速發展，上岸後正處在十字路口，前路漫漫，道阻且長，但還是要走下去。讓我們一起繼續觀察，拭目以待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
發表意見者，請留稱呼。用匿名不留稱呼者，一律自動刪除。